魏征的诗文列表/略缩

　　臣闻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望流之远，根不固而求木之长，德不厚而思国之理，臣虽下愚，知其不可，而况于明哲乎！人君当神器之重，居域中之大，将崇极天之峻，永保无疆之休。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德不处其厚，情不胜其欲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也。(思国之理 一作：思国之治；塞源而欲流长也 一作：塞源而欲流长者也)

　　凡百元首，承天景命，莫不殷忧而道著，功成而德衰。有善始者实繁，能克终者盖寡。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？昔取之而有余，今守之而不足，何也？夫在殷忧，必竭诚以待下；既得志，则纵情以傲物。竭诚则胡越为一体，傲物则骨肉为行路。虽董之以严刑，振之以威怒，终苟免而不怀仁，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；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；奔车朽索，其可忽乎！(凡百 一作：凡昔；胡越 一作：吴越)

　　君人者，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，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，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，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，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，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，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，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，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，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。总此十思，弘兹九德，简能而任之，择善而从之，则智者尽其谋，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。文武争驰，在君无事，可以尽豫游之乐，可以养松乔之寿，鸣琴垂拱，不言而化。何必劳神苦思，代下司职，役聪明之耳目，亏无为之大道哉！(想谗邪 一作：惧谗邪；弘兹 一作：宏兹；在君 一作：君臣)

　　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，皆欲传之万代，贻厥孙谋，故其垂拱岩廊，布政天下，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，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，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，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。然受命之初，皆遵之以成治；稍安之后，多反之而败俗。其故何哉？岂不以居万乘之尊，有四海之富，出言而莫己逆，所为而人必从，公道溺于私情，礼节亏于嗜欲故也？语曰：“非知之难，行之惟难；非行之难，终之斯难。”所言信矣。

　　伏惟陛下，年甫弱冠，大拯横流，削平区宇，肇开帝业。贞观之初，时方克壮，抑损嗜欲，躬行节俭，内外康宁，遂臻至治。论功则汤、武不足方；语德则尧、舜未为远。臣自抉居左右，十有余年，每侍帷幄，屡奉明旨。常许仁义之道，守之而不失；俭约之志，终始而不渝。一言兴邦，斯之谓也。德音在耳，敢忘之乎？而顷年已来，稍乖曩志，敦朴之理，渐不克终。谨以所闻，列之如左：

　　陛下贞观之初，无为无欲，清静之化，远被遐荒。考之于今，其风渐堕，听言则远超于上圣，论事则未逾于中主。何以言之？汉文、晋武俱非上哲，汉文辞千里之马，晋武焚雉头之裘。今则求骏马于万里，市珍奇于域外，取怪于道路，见轻于戎狄，此其渐不克终，一也。

　　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“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。”子贡曰：“何其畏哉？”子曰：“不以道导之，则吾雠也，若何其无畏纂？”故《书》曰：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为人上者奈何不敬？陛下贞观之始，视人如伤的，恤其勤劳，爱民犹子，每存简约，无所营为。顷年已来，意在奢纵，忽忘卑俭，轻用人力，乃云：“百姓无事则骄逸，劳役则易使。”自古以来，未有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，何有逆畏其骄逸，而故欲劳役者哉？恐非兴邦之至言，岂安人之长算？此其渐不克终，二也。

　　陛下贞观之初，损己以利物，至于今日，纵欲以劳人，卑俭之迹岁改，，骄侈之情日异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，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。或时欲有所营，虑人致谏，乃云：“若不为此，不便我身。”人臣之情，何可复争？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，岂日择善而行者乎？此其渐不克终，三也。

　　立身成败，在于所染们，兰芷鲍鱼，与之俱化，慎乎所习，不可不思。陛下贞观之初，砥砺名节，不私于物，唯善是与，亲爱君子，疏斥小人，今则不然，轻亵小人，礼重君子。重君子也，敬而远之；轻小人也，狎而近之巧。近之则不见其非，远之则莫知其是。莫知其是，则不间而自疏，不见其非，则有时而自昵。昵近小人，非致理之道；疏远君子，岂兴邦之义？此其渐不克终，四也。

　　《书》曰：“不作无益害有益，功乃成；不贵异物贱用物，人乃足。犬马非其土性不畜，珍禽奇兽弗育于国。”陛下贞观之初，动遵尧、舜，捐金抵璧，反朴还淳。顷年以来，好尚奇异，难得之货，无运不臻；珍玩之作，无时能止。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，未之有也。末作滋兴，而求丰实，其不可得亦已明矣。此其渐不克终，五也。

　　贞观之初，求贤如渴，善人所举，信而任之，取其所长，恒恐不及。近岁已来，由心好恶弘，或从善举而用之，要或一人毁而弃之，或积年任而用之，或一朝疑而远之。夫行有素履，事有成迹，所毁之人，未必可信于所举；积年之行，不应顿失于一朝。君子之怀，蹈仁义而弘大德，小人之性，好谗佞以为身谋，陛下不审察其根源，而轻为之臧否，是使守道者日疏，干求者日进，所以人思苟免，莫能尽力。此其渐不克终，六也。

　　陛下初登大位，高居深视，事惟清静，心无嗜欲，内除毕弋之物，外绝畋猎之源。数载之后，不能固志，虽无十旬之逸，或过三驱之礼，遂使盘游之娱，见讥于百姓，鹰犬之贡，远及于四夷。或时教习之处，道路遥远，侵晨而出，入夜方还，以驰骋为欢，莫虑不虞之变，事之不测，其可救乎？此其渐不克终，七也。

　　孔子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然则君之待臣，义不可薄。陛下初践大位，敬以接下，君恩下流，臣情上达，咸思竭力，心无所隐。顷年已来，多所忽略，或外官充使，奏事入朝，思睹阙庭，将陈所见，欲言则颜色不接，欲请又恩礼不加，间因所短，诘其细过，虽有聪辩之略，莫能申其忠款，而望上下同心，君臣交泰，不亦难乎？此其渐不克终，八也。

　　傲不可长，欲不可纵，乐不可极，志不可满。四者，前王所以致福，通贤以为深诫。陛下贞观之初，孜孜不怠，屈已从人，恒若不足。顷年已来，微有矜放，恃功业之大，意蔑前王，负圣智之明，心轻当代，此傲之长也。欲有所为，皆取遂意，纵或抑情从谏，终是不能忘怀，此欲之纵也。志在嬉游，情无厌倦，虽未全妨政事，不复专心治道，此乐将极也。率土乂安，四夷款服，仍远劳士马，问罪遐裔，此志将满也。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，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，积而不已，将亏圣德。此其渐不克终，九也。

　　昔陶唐、成汤之时非无灾患，而称其圣德者，以其有始有终，无为无欲，遇灾则极其忧勤，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。贞观之初，频年霜旱，畿内户口并就关外，携负老幼，来往数千，曾无一户逃亡，一人怨苦，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，所以至死无携贰。顷年已来，疾于徭役，关中之人，劳弊尤甚。杂匠之徒，下日悉留和雇，正兵之辈，上番多别驱使，和市之物绝于乡闾，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。既有所弊，易为惊扰，脱因水旱，谷麦不收，恐百姓之心，不能如前日之宁帖。此其渐不克终，十也。

　　臣闻“祸福无门，唯人所召。人无衅焉，妖不妄作。伏惟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，道洽寰中，威加海外，年谷丰稔，礼教聿兴，比屋喻于可封如，菽粟同于水火。暨乎今岁，天灾流行，炎气致旱，乃远被于郡国；凶丑作孽，忽近起于毂下。夫天何言哉？垂象示诫如，斯诚陛下惊惧之辰，忧勤之日也。若见诫而惧，择善而从，同周文之小心，追殷汤之罪己。前王所以致理者，勤而行之；今时所以败德者，思而改之。与物更新，易人视听，则宝祚无疆，普天幸甚，何祸败之有乎？然则社稷安危。国家治乱，在于一人而已。当今太平之基，既崇极天之峻；九仞之积，犹亏一篑之功。千载休期，时难再得，明主可为而不为，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。

　　臣诚愚鄙，不达事机，略举所见十条，辄以上闻圣听。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，参以刍荛之议，冀千虑一得，衮职有补，则死日生年，甘从斧钺。

　　秘书监检校侍中钜鹿郡公臣魏徵奉敕撰

　　维贞观六年孟夏之月，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宫，此则隋之仁寿宫也。冠山抗殿，绝壑为池，跨水架楹，分岩耸阙，高阁周建，长廊四起，栋宇胶葛，台榭参差。仰视则迢递百寻，下临则峥嵘千仞，珠璧交映，金碧相晖，照灼云霞，蔽亏日月。观其移山回涧，穷泰极侈，以人从欲，良足深尤。至于炎景流金，无郁蒸之气，微风徐动，有凄清之凉，信安体之佳所，诚养神之胜地，汉之甘泉不能尚也。皇帝爰在弱冠，经营四方，逮乎立年，抚临亿兆，始以武功壹海内，终以文德怀远人。东越青丘，南逾丹徼，皆献琛奉贽，重译来王，西暨轮台，北拒玄阙，并地列州县，人充编户。气淑年和，迩安远肃，群生咸遂，灵贶毕臻，虽藉二仪之功，终资一人之虑。遗身利物，栉风沐雨，百姓为心，忧劳成疾，同尧肌之如腊，甚禹足之胼胝，针石屡加，腠理犹滞。爰居京室，每弊炎暑，群下请建离宫，庶可怡神养性。圣上爱一夫之力，惜十家之产，深闭固拒，未肯俯从。以为随氏旧宫，营于曩代，弃之则可惜，毁之则重劳，事贵因循，何必改作。于是斲雕为朴，损之又损，去其泰甚，葺其颓坏，杂丹墀以沙砾，间粉壁以涂泥，玉砌接于土阶，茅茨续于琼室。仰观壮丽，可作鉴于既往，俯察卑俭，足垂训于后昆。此所谓至人无为，大圣不作，彼竭其力，我享其功者也。然昔之池沼，咸引谷涧，宫城之内，本乏水源，求而无之，在乎一物，既非人力所致，圣心怀之不忘。粤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己亥，上及中宫，历览台观，闲步西城之阴，踌躇高阁之下，俯察厥土，微觉有润，因而以杖导之，有泉随而涌出，乃承以石槛，引为一渠。其清若镜，味甘如醴，南注丹霄之右，东流度于双阙，贯穿青琐，萦带紫房，激扬清波，涤荡瑕秽，可以导养正性，可以澄莹心神。鉴映群形，润生万物，同湛恩之不竭，将玄泽于常流，匪唯乾象之精，盖亦坤灵之宝。谨案：《礼纬》云：王者刑杀当罪，赏锡当功，得礼之宜，则醴泉出于阙庭。《鹖冠子》曰：圣人之德，上及太清，下及太宁，中及万灵，则醴泉出。《瑞应图》曰：王者纯和，饮食不贡献，则醴泉出，饮之令人寿。《东观汉记》曰：光武中元元年，醴泉出京师，饮之者痼疾皆愈。然则神物之来，寔扶明圣，既可蠲兹沉痼，又将延彼遐龄。是以百辟卿士，相趋动色，我后固怀撝挹，推而弗有，虽休勿休，不徒闻于往昔，以祥为惧，实取验于当今。斯乃上帝玄符，天子令德，岂臣之末学所能丕显。但职在记言，属兹书事，不可使国之盛美，有遗典策，敢陈实录，爰勒斯铭。其词曰：

　　唯皇抚运，奄壹寰宇，千载膺期，万物斯睹，功高大舜，勤深伯禹，绝后光前，登三迈五。握机蹈矩，乃圣乃神，武克祸乱，文怀远人，书契未纪，开辟不臣，冠冕并袭，琛贽咸陈。大道无名，上德不德，玄功潜运，几深莫测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靡谢天功，安知帝力。上天之载，无臭无声，万类资始，品物流形，随感变质，应德效灵，介焉如响，赫赫明明。杂遝景福，葳蕤繁祉，云氏龙官，龟图凤纪，日含五色，乌呈三趾，颂不辍工，笔无停史。上善降祥，上智斯悦，流谦润下，潺湲皎洁，萍旨醴甘，冰凝镜澈，用之日新，挹之无竭。道随时泰，庆与泉流，我后夕惕，虽休弗休，居崇茅宇，乐不般游，黄屋非贵，天下为忧。人玩其华，我取其实，还淳反本，代文以质，居高思坠，持满戒溢，念兹在兹，永保贞吉。

　　兼太子率更令勃海男臣欧阳询奉敕书。

　　牛弘，字里仁，安定鹑觚人也，本姓裛氏。祖炽，郡中正。父允，魏侍中、工部尚书、临泾公，赐姓为牛氏。弘初在襁褓，有相者见之，谓其父曰：“此儿当贵，善爱养之。”及长，须貌甚伟，性宽裕，好学博闻。在周，起家中外府记室、内史上士。俄转纳言上士，专掌文翰，甚有美称。加威烈将军、员外散骑侍郎，修起居注。其后袭封临泾公。宣政元年，转内史下大夫，进位使持节、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

　　开皇初，迁授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。弘以典籍遗逸，上表请开献书之路，曰：

　　经籍所兴，由来尚矣。爻画肇于庖羲，文字生于苍颉。圣人所以弘宣教导，博通古今，扬于王庭，肆于时夏。故尧称至圣，犹考古道而言；舜其大智，尚观古人之象。《周官》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，及四方之志。武王问黄帝、颛顼之道，太公曰：“在《丹书》。”是知握符御历，有国有家者，曷尝不以《诗》、《书》而为教，因礼乐而成功也。

　　昔周德既衰，旧经紊弃。孔子以大圣之才，开素王之业，宪章祖述，制《礼》刊《诗》，正五始而修《春秋》，阐《十翼》而弘《易》道。治国立身，作范垂法。及秦皇驭宇，吞灭诸侯，任用威力，事不师古，始下焚书之令，行偶语之刑。先王坟籍，扫地皆尽。本既先亡，从而颠覆。臣以图谶言之，经典盛衰，信有征数。此则书之一厄也。

　　汉兴，改秦之弊，敦尚儒术，建藏书之策，置校书之官，屋壁山岩，往往间出。外有太常、太史之藏，内有延阁、秘书之府。至孝成之世，亡逸尚多，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，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。汉之典文，于斯为盛。及王莽之末，长安兵起，宫室图书，并从焚烬。此则书之二厄也。

　　光武嗣兴，尤重经诰，未及下车，先求文雅。于是鸿生巨儒，继踵而集，怀经负帙，不远斯至。肃宗亲临讲肄，和帝数幸书林，其兰台、石室，鸿都、东观，秘牒填委，更倍于前。及孝献移都，吏民扰乱，图书缣帛，皆取为帷囊。所收而西，裁七十馀乘。属西京大乱，一时燔荡。此则书之三厄也。

　　魏文代汉，更集经典，皆藏在秘书、内外三阁，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。时之论者，美其硃紫有别。晋氏承之，文籍尤广。晋秘书监荀勖定魏《内经》，更著《新簿》。虽古文旧简，犹云有缺，新章后录，鸠集已多，足得恢弘正道，训范当世。属刘、石凭陵，京华覆灭，朝章国典，从而失坠。此则书之四厄也。

　　永嘉之后，寇窃竞兴。因河据洛，跨秦带赵。论其建国立家，虽传名号，宪章礼乐，寂灭无闻。刘裕平姚，收其图籍，五经子史，才四千卷，皆赤轴青纸，文字古拙。僭伪之盛，莫过二秦，以此而论，足可明矣。故知衣冠轨物，图画记注，播迁之馀，皆归江左。晋、宋之际，学艺为多，齐、梁之间，经史弥盛。宋秘书丞王俭，依刘氏《七略》，撰为《七志》。梁人阮孝绪，亦为《七录》。总其书数，三万馀卷。及侯景渡江，破灭梁室，秘省经籍，虽从兵火，其文德殿内书史，宛然犹存。萧绎据有江陵，遣将破平侯景，收文德之书，及公私典籍，重本七万馀卷，悉送荆州。故江表图书，因斯尽萃于绎矣。及周师入郢，绎悉焚之于外城，所收十才一二。此则书之五厄也。

　　后魏爰自幽方，迁宅伊、洛，日不暇给，经籍阙如。周氏创基关右，戎车未息。保定之始，书止八千，后加收集，方盈万卷。高氏据有山东，初亦采访，验其本目，残缺犹多。及东夏初平，获其经史，四部重杂，三万馀卷。所益旧书，五千而已。

　　今御书单本，合一万五千馀卷，部帙之间，仍有残缺。比梁之旧目，止有其半。至于阴阳河洛之篇，医方图谱之说，弥复为少。臣以经书自仲尼已后，迄于当今，年逾千载，数遭五厄，兴集之期，属膺圣世。伏惟陛下受天明命，君临区宇，功无与二，德冠往初。自华夏分离，彝伦攸斁，其间虽霸王递起，而世难未夷，欲崇儒业，时或未可。今土宇迈于三王，民黎盛于两汉，有人有时，正在今日。方当大弘文教，纳俗升平，而天下图书，尚有遗逸，非所以仰协圣情，流训无穷者也。臣史籍是司，寝兴怀惧。昔陆贾奏汉祖云“天下不可马上治之”，故知经邦立政，在于典谟矣。为国之本，莫此攸先。今秘藏见书，亦足披览，但一时载籍，须令大备。不可王府所无，私家乃有。然士民殷杂，求访难知，纵有知者，多怀吝惜，必须勒之以天威，引之以微利。若猥发明诏，兼开购赏，则异典必臻，观阁斯积，重道之风，超于前世，不亦善乎！伏愿天鉴，少垂照察。上纳之，于是下诏：献书一卷，赉缣一匹。一二年间，篇籍稍备。进爵奇章郡公，邑千五百户。

　　三年，拜礼部尚书，奉敕修撰《五礼》，勒成百卷，行于当世。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，上议曰：

　　窃谓明堂者，所以通神灵，感天地，出教化，崇有德。《孝经》曰：“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《祭义》云：“祀于明堂，教诸侯孝也。”黄帝曰合宫，尧曰五府，舜曰总章，布政兴治，由来尚矣。《周官·考工记》曰：“夏后氏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广四修一。”郑玄注云：“修十四步，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，则堂广十七步半也。”“殷人重屋，堂修七寻，四阿重屋。”郑云：“其修七寻，广九寻也。”“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，南北七筵，五室，凡室二筵。”郑云：“此三者，或举宗庙，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，明其同制也。”马融、王肃、干宝所注，与郑亦异，今不具出。汉司徒马宫议云：“夏后氏世室，室显于堂，故命以室。殷人重屋，屋显于堂，故命以屋。周人明堂，堂大于夏室，故命以堂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，周人明堂，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。”若据郑玄之说，则夏室大于周堂，如依马宫之言，则周堂大于夏室。后王转文，周大为是。但宫之所言，未详其义。此皆去圣久远，礼文残缺，先儒解说，家异人殊。郑注《玉藻》亦云：“宗庙路寝，与明堂同制。”《王制》曰：“寝不逾庙。”明大小是同。今依郑玄注，每室及堂，止有一丈八尺，四壁之外，四尺有馀。若以宗庙论之，祫享之时，周人旅酬六尸，并后稷为七，先公昭穆二尸，先王昭穆二尸，合十一尸，三十六主，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，愚不及此。若以正寝论之，例须朝宴。据《燕礼》：“诸侯宴，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。”是知天子宴，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。《燕义》又云：“席，小卿次上卿。”言皆侍席。止于二筵之间，岂得行礼？若以明堂论之，总享之时，五帝各于其室。设青帝之位，须于木室之内，少北西面。太昊从食，坐于其西，近南北面。祖宗配享者，又于青帝之南，稍退西面。丈八之室，神位有三，加以簠簋笾豆，牛羊之俎，四海九州美物咸设，复须席上升歌，出樽反坫，揖让升降，亦以隘矣。据兹而说，近是不然。

　　案刘向《别录》及马宫、蔡邕等所见，当时有《古文明堂礼》、《王居明堂礼》、《明堂图》、《明堂大图》、《明堂阴阳》、《太山通义》、《魏文侯孝经传》等，并说古明堂之事。其书皆亡，莫得而正。今《明堂月令》者，郑玄云：“是吕不韦著，《春秋十二纪》之首章，礼家钞合为记。”蔡邕、王肃云：“周公所作《周书》内有《月令》第五十三，即此也。各有证明，文多不载。束皙以为夏时之书。”刘献云：“不韦鸠集儒者，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。不韦安能独为此记？”今案不得全称《周书》，亦未可即为秦典，其内杂有虞、夏、殷、周之法，皆圣王仁恕之政也。蔡邕具为章句，又论之曰：“明堂者，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。夏后氏曰世室，殷人曰重屋，周人曰明堂。东曰青阳，南曰明堂，西曰总章，北曰玄堂，内曰太室。圣人南面而听，向明而治，人君之位莫不正焉。故虽有五名，而主以明堂也。制度之数，各有所依。堂方一百四十四尺，坤之策也，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，干之策也。太庙明堂方六丈，通天屋径九丈，阴阳九六之变，且圆盖方覆，九六之道也。八闼以象卦，九室以象州，十二宫以应日辰。三十六户，七十二牖，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。户皆外设而不闭，示天下以不藏也。通天屋高八十一尺，黄钟九九之实也。二十八柱布四方，四方七宿之象也。堂高三尺，以应三统，四向五色，各象其行。水阔二十四丈，象二十四气，于外以象四海。王者之大礼也。”观其模范天地，则象阴阳，必据古文，义不虚出。今若直取《考工》，不参《月令》，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，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。汉代二京所建，与此说悉同。

　　建安之后，海内大乱，京邑焚烧，宪章泯绝。魏氏三方未平，无闻兴造。晋则侍中裴𬱟议曰：“尊祖配天，其义明著，而庙宇之制，理据未分。宜可直为一殿，以崇严父之祀，其馀杂碎，一皆除之。”宋、齐已还，咸率兹礼。此乃世之通儒，时无思术，前王盛事，于是不行。后魏代都所造，出自李冲，三三相重，合为九室。檐不覆基，房间通街，穿凿处多，迄无可取。及迁宅洛阳，更加营构，五九纷竞，遂至不成，宗配之事，于焉靡托。

　　今皇猷遐阐，化覃海外，方建大礼，垂之无穷。弘等不以庸虚，谬当议限。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？《尚书帝命验》曰：“帝者承天立五府，赤曰文祖，黄曰神斗，白曰显纪，黑曰玄矩，苍曰灵府。”郑玄注曰：“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。”且三代相沿，多有损益，至于五室，确然不变。夫室以祭天，天实有五，若立九室，四无所用。布政视朔，自依其辰。郑司农云：“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。”不云居室。郑玄亦言：“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。”《礼图》画个，皆在堂偏，是以须为五室。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？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：“明堂者，上圆下方，八窗四达，布政之宫。”《礼记·盛德篇》曰：“明堂四户八牖，上圆下方。”《五经异义》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：“上圆下方。”郑玄同之。是以须为圆方。明堂必须重屋者何？案《考工记》，夏言“九阶，四旁两夹窗，门堂三之二，室三之一。”殷、周不言者，明一同夏制。殷言“四阿重屋”，周承其后不言屋，制亦尽同可知也。”其“殷人重屋”之下，本无五室之文，郑注云：“五室者，亦据夏以知之。”明周不云重屋，因殷则有，灼然可见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曰：“太庙天子明堂。”言鲁为周公之故，得用天子礼乐，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。又曰：“复庙重檐，刮楹达向，天子之庙饰。”郑注：“复庙，重屋也。”据庙既重屋，明堂亦不疑矣。《春秋》文公十三年：“太室屋坏。”《五行志》曰：“前堂曰太庙，中央曰太室，屋其上重者也。”服虔亦云：“太室，太庙太室之上屋也。”《周书·作洛篇》曰：“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，咸有四阿反坫，重亢重廊。”孔晁注曰：“重亢累栋，重廊累屋也。”依《黄图》所载，汉之宗庙皆为重屋。此去古犹近，遗法尚在，是以须为重屋。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？《礼记·盛德篇》云：“明堂者，明诸侯尊卑也。外水曰辟雍。”《明堂阴阳录》曰：“明堂之制，周圜行水，左旋以象天，内有太室以象紫宫。”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。然马宫、王肃以为明堂、辟雍、太学同处，蔡邕、卢植亦以为明堂、灵台、辟雍、太学同实异名。邕云：“明堂者，取其宗祀之清貌，则谓之清庙，取其正室，则曰太室，取其堂，则曰明堂，取其四门之学，则曰太学，取其周水圜如璧，则曰璧雍。其实一也。”其言别者，《五经通义》曰：“灵台以望气，明堂以布政，辟雍以养老教学。”三者不同。袁准、郑玄亦以为别。历代所疑，岂能辄定？今据《郊祀志》云：“欲治明堂，未晓其制。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《明堂图》，一殿无壁，盖之以 ，水圜宫垣，天子从之。”以此而言，其来则久。汉中元二年，起明堂、辟雍、灵台于洛阳，并别处。然明堂亦有壁水，李尤《明堂铭》云“流水洋洋”是也。以此须有辟雍。

　　夫帝王作事，必师古昔，今造明堂，须以《礼经》为本。形制依于周法，度数取于《月令》，遗阙之处，参以馀书，庶使该详沿革之理。其五室九阶，上圆下方，四阿重屋，四旁两门，依《考工记》、《孝经》说。堂方一百四十四尺，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，太室方六丈，通天屋径九丈，八达二十八柱，堂高三尺，四向五色，依《周书·月令》论。殿垣方在内，水周如外，水内径三百步，依《太山盛德记》、《觐礼经》。仰观俯察，皆有则象，足以尽诚上帝，祗配祖宗，弘风布教，作范于后矣。弘等学不稽古，辄申所见，可否之宜，伏听裁择。

　　上以时事草创，未遑制作，竟寝不行。

　　六年，除太常卿。九年，诏改定雅乐，又作乐府歌词，撰定圆丘五帝凯乐，并议乐事。弘上议云：

　　谨案《礼》，五声、六律、十二管还相为宫。《周礼》奏黄钟，歌大吕，奏太簇，歌应钟，皆是旋相为宫之义。蔡邕《明堂月令章句》曰：“孟春月则太簇为宫，姑洗为商，蕤宾为角，南吕为征，应钟为羽，大吕为变宫，夷则为变征。他月放此。”故先王之作律吕也，所以辩天地四方阴阳之声。扬子云曰：“声生于律，律生于辰。”故律吕配五行，通八风，历十二辰，行十二月，回圈转运，义无停止。譬如立春木王火相，立夏火王土相，季夏馀分，土王金相，立秋金王水相，立冬水王木相。还相为宫者，谓当其王月，名之为宫。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，十三月不乙太簇为宫，便是春木不王，夏王不相，岂不阴阳失度，天地不通哉？刘歆《钟律书》云：“春宫秋律，百卉必凋；秋宫春律，万物必荣；夏宫冬律，雨雹必降；冬宫夏律，雷必发声。”以斯而论，诚为不易。且律十二，今直为黄钟一均，唯用七律，以外五律，竟复何施？恐失圣人制作本意。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。

　　上曰：“不须作旋相为宫，且作黄钟一均也。”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：

　　谨案《续汉书·律历志》，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，房对：“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。六十律相生之法，以上生下，皆三生二，以下生上，皆三生四。阳下生阴，阴上生阳，终于中吕，而十二律毕矣。中吕上生执始，执始下生去灭，上下相生，终于南事，六十律毕矣。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，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，冬至之声，以黄钟为宫，太簇为商，姑洗为角，林钟为征，南吕为羽，应钟为变宫，蕤宾为变征。此声气之元，五音之正也。故各统一日。其馀以次运行，当日者各自为宫，而商征以类从焉。”房又曰：“竹声不可以度调，故作准以定数。准之状如瑟，长一丈而十三弦，隐间九尺，以应黄钟之律九寸。中央一弦，下画分寸，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。”执始之类，皆房自造。房云受法于焦延寿，未知延寿所承也。至元和年，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：“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。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其子宣，愿召宣补学官，主调乐器。”大史丞弘试宣十二律，其二中，其四不中，其六不知何律，宣遂罢。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。熹平年，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。光等不知，归阅旧藏，乃得其器，形制如房书，犹不能定其弦缓急，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。其可以相传者，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。据此而论，京房之法，汉世已不能行。沈约《宋志》曰：“详案古典及今音家，六十律无施于乐。”《礼》云“十二管还相为宫”，不言六十。《封禅书》云：“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，破为二十五弦。”假令六十律为乐，得成亦所不用。取“大乐必易，大礼必简”之意也。

　　又议曰：

　　案《周官》云：“大司乐掌成均之法。”郑众注云：“均，调也。乐师主调其音。”《三礼义宗》称：“《周官》奏黄钟者，用黄钟为调，歌大吕者，用大吕为调。奏者谓堂下四悬，歌者谓堂上所歌。但一祭之间，皆用二调。”是知据宫称调，其义一也。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，各自为调。今见行之乐，用黄钟之宫，乃以林钟为调，与古典有违。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，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，制十二笛。黄钟之笛，正声应黄钟，下征应林钟，以姑洗为清角。大吕之笛，正声应大吕，下征应夷则。以外诸均，例皆如是。然今所用林钟，是勖下征之调。不取其正，先用其下，于理未通，故须改之。

　　上甚善其义，诏弘与姚察、许善心、何妥、虞世基等正定新乐，事在《音律志》。是后议置明堂，诏弘条上故事，议其得失，事在《礼志》。上甚敬重之。

　　时杨素恃才矜贵，轻侮朝臣，唯见弘未当不改容自肃。素将击突厥，诣太常与弘言别。弘送素至中门而止，素谓弘曰：“大将出征，故来叙别，何相送之近也？”弘遂揖而退。素笑曰：“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”亦不以屑怀。

　　寻授大将军，拜吏部尚书。时高祖又令弘与杨素、苏威、薛道衡、许善心、虞世基、崔子发等并召诸儒，论新礼降杀轻重。弘所立议，众咸推服之。仁寿二年，献皇后崩，三公已下不能定其仪注。杨素谓弘曰：“公旧学，时贤所仰，今日之事，决在于公。”弘了不辞让，斯须之间，仪注悉备，皆有故实。素叹曰：“衣冠礼乐，尽在此矣，非吾所及也！”弘以三年之丧，祥禫具有降杀，期服十一月而练者，无所象法，以闻于高祖，高祖纳焉。下诏除期练之礼，自弘始也。弘在吏部，其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，务在审慎。虽致停缓，所有进用，并多称职。吏部侍郎高孝基，鉴赏机晤，清慎绝伦，然爽俊有馀，迹似轻薄，时宰多以此疑之。唯弘深识其真，推心委任。隋之选举，于斯为最。时论弥服弘识度之远。

　　炀帝之在东宫也，数有诗书遗弘，弘亦有答。及嗣位之后，尝赐弘诗曰：“晋家山吏部，魏世卢尚书，莫言先哲异，奇才并佐馀。学行敦时俗，道素乃冲虚，纳言云阁上，礼仪皇运初。彝伦欣有叙，垂拱事端居。”其同被赐诗者，至于文词赞扬，无如弘美。大业二年，进位上大将军。三年，改为右光禄大夫。从拜恒岳，坛场圭币，𫮃畤牲牢，并弘所定。还下太行，炀帝尝引入内帐，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。其礼遇亲重如此。弘谓其诸子曰：“吾受非常之遇，荷恩深重。汝等子孙，宜以诚敬自立，以答恩遇之隆也。”六年，从幸江都。其年十一月，卒于江都郡，时年六十六。帝伤惜之，赠甚厚。归葬安定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大夫、文安侯，谥曰宪。

　　弘荣宠当世，而车服卑俭，事上尽礼，待下以仁，讷于言而敏于行。上尝令其宣敕，弘至阶下，不能言，退还拜谢，云：“并忘之。”上曰：“传语小辩，故非宰臣任也。”愈称其质直。大业之世，委遇弥隆。性宽厚，笃志于学，虽职务繁杂，书不释手。隋室旧臣，始终信任，悔吝不及，唯弘一人而已。有弟曰弼，好酒而酗，尝因醉，射杀弘驾车牛。弘来还宅，其妻迎谓之曰：“叔射杀牛矣。”弘闻之，无所怪问，直答云：“作脯。”坐定，其妻又曰：“叔忽射杀牛，大是异事！”弘曰：“已知之矣。”颜色自若，读书不辍。其宽和如此。有文集十三卷行于世。

　　长子方大，亦有学业，官至内史舍人。次子方裕，性凶险无人心，从幸江都，与裴虔通等同谋弑逆，事见《司马德勘传》。

　　史臣曰：牛弘笃好坟籍，学优而仕，有淡雅之风，怀旷远之度，采百王之损益，成一代之典章，汉之叔孙，不能尚也。绸缪省闼，三十馀年，夷险不渝，始终无际。虽开物成务，非其所长，然澄之不清，混之不浊，可谓大雅君子矣。子实不才，崇基不构，干纪犯义，以坠家风，惜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