庐陵欧阳修序。

　　我听到世人常说：诗人仕途畅达的少，困厄的多。难道真是这样吗？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。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，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，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，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，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，这些情感化为诗兴，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，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，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。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。如此说来，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，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。
　　我的朋友梅圣俞，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，屡次考进士，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，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。年已五十了，还要靠别人下

　　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，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“穷而后工”的创作思想。吴楚材等在《古文观止》中说：“‘穷而后工’四字，是欧公独创之言，实为千古不易之论。”欧阳修的“穷而后工”说，与司马迁的“发愤而作”说和韩愈的“不平则鸣”说，一脉相承，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。

　　“发愤而作”之语，源于司马迁的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，他认为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吕览》、《诗经》等，“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”，这是对《屈原·抽思》中“发愤以抒情”的继承和发展。李贽在《忠义水浒传序》中，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：“古之圣贤，不愤

　　1．以“穷而后工”旨意统领全文。文章一开头就从理论上阐发“穷而后工”的创作思想，从而形成一个高屋建瓴的主旨，并始终扣住“穷”、“工”二字，将序中应有的其他内容都贯穿起来，这是颇具匠心的。第二段写梅圣俞的生平和创作，写生平着眼“穷”，写创作着眼“工”，因穷而后工，可谓首段说理的实例演绎。第三、四段虽然是写诗集的成书过程，但其间处处流露着作者对梅圣俞其人其诗的爱重，可以看作是对梅诗之工的侧面衬托。其中有赞美，有喟叹：赞美的指向还是其诗之“工”，喟叹的指向还是其人之“穷”。而且作者行文的好处在于：虽欲紧扣“穷工”，却并不急切、黏滞；虽是写成书过程，却又总是不忘记“穷工”。这就是不即不离、从

　　全文四段，第一段是从理论上阐发“穷而后工”的文学创作理论。先从辨析“诗人少达而多穷”的世俗观点人手；接着阐明：凡“传世”之诗，皆仕途穷困者长期积优感愤、然后兴于怨刺的产物；最后顺势得出结论；穷而后工。

　　第二段写梅尧臣其人、其诗。分三层：首层述其生平，突出一个“穷”字；第二层评其诗文，突出一个“工”字；第三层感叹其怀才而不得用于世，将老，可悲，这悲的底蕴还是“穷”和“工”。可以说，这第二段是以梅尧臣为例，用事实证明了“穷而后工”的道理。

　　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尧臣诗集的搜集、整理、编次、作序过程。这是‘“序”应有的内容。从中亦可看出欧阳修对梅尧臣

　　北宋诗人梅尧臣（字圣俞）一生颇不得意。诗作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，风格平淡朴实，有矫正宋初靡丽倾向之意，对宋代诗风的转变有倡导和力行之功，甚受陆游等人的推重。

　　文章共分三部分。第一部分，作者反驳了世人关于“诗人少达而多穷”的说法。文章开始，劈头便是一句反问：“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，夫岂然哉？”起笔突兀，超拔，发人深醒。接着，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上面那种观点，主要是因为世上流传的诗篇，多来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。作者认为：大凡胸怀才学、抱负，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，大多喜欢在山崖水滨放浪形骸，纵情漫游，借游山玩水以自遣，他们见到虫鱼草木、风云鸟兽的千姿百态，便刻意探究它们的奇特之处。这便是他们笔下的鱼木虫草、风云鸟兽逼真、传神的原因。这些诗人由于怀才不遇，心里郁积着忧愁和愤慨。因此能写出怨恨命运、讽刺时世的诗篇，倾诉出那些被贬斥到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