洵闻之,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,曰:“三以为令尹而不喜,三夺其令尹而不怒。”其为令尹也,楚人为之喜,而其去令尹也,楚人为之怒,己不期为令尹,而令尹自至。夫令尹子文岂独恶夫富贵哉,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。是以喜怒不及其心,而人为之嚣嚣。嗟夫!岂亦不足以见己大而人小邪?脱然为弃于人,而不知弃之为悲;纷然为取于人,而不知取之为乐;人自为弃我、取我,而吾之所以为我者如一,则亦不足以高视天下而窃笑矣哉!
昔者,明公之初自夺于南海之滨,而为天下之名卿。当其盛时,激昂慷慨,论得失,定可否,左摩西羌,右揣契丹,奉使千里,弹压强悍不屈之人,其辩如决河流而东注诸海,名声四溢于中原而滂薄于遐远之国,可谓至盛矣。及至中废而为海滨之匹夫,盖其间十有余年,明公无求于人,而人亦无求于明公者。其后,适会南蛮纵横放肆,充斥万里,而莫之或救,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,折尺棰而笞之,不旋踵而南方乂安。夫明公岂有求而为之哉!适会事变以成大功,功成而爵禄至。明公之于进退之事,盖亦绰绰乎有余裕矣。
悲夫!世俗之人纷纷于富贵之间而不知自止,达者安于逸乐而习为高岸之节,顾视四海,饥寒穷困之士,莫不颦蹙呕哕而不乐;穷者藜藿不饱,布褐不暖,习为贫贱之所摧折,仰望贵人之辉光,则为之颠倒而失措。此二人者,皆不可与语于轻富贵而安贫贱。何者?彼不知贫富贵贱之正味也。夫惟天下之习于富贵之荣,而忸于贫贱之辱者,而后可与语此。
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于富贵者,我知之矣,而不敢以告人也。富贵之极,止于天子之相。而天子之相,果谁为之名邪?岂天为之名邪?其无乃亦人之自名邪?夫天下之官,上自三公,至于卿、大夫,而下至于士,此四人者,皆人之所自为也,而人亦自贵之。天下以为此四者绝群离类,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几近,则不亦大惑矣哉。盖亦反其本而思之。夫此四名者,其初盖出于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号呼者而已矣。夫此四名者,果出于人之私意所以自相号呼也,则夫世之所谓贤人君子者,亦何以异此。有才者为贤人,而有德者为君子,此二名者夫岂轻也哉。而今世之士,得为君子者,一为世之所弃,则以为不若一命士之贵,而况以与三公争哉。且夫明公昔者之伏于南海,与夫今者之为东诸侯也,君子岂有间于其间,而明公亦岂有以自轻而自重哉?洵以为明公之习于富贵之荣,而狃于贫贱之辱,其尝之也盖已多矣,是以极言至此而无所迂曲。
洵,西蜀之匹夫,尝有志于当世,因循不遇,遂至于老。然其尝所欲见者,天下之士盖有五六人。五六人者已略见矣,而独明公之未尝见,每以为恨。今明公来朝,而洵适在此,是以不得不见。
伏惟加察,幸甚!
译文
我听说楚国人很推崇令尹子文的行为,说他三次担任令尹而并不感到高兴,三次被罢去令尹而并不感到愤怒。他担任令尹,楚国人因此而感到高兴;罢去他的令尹,楚国人因此而感到愤怒。他自己不怒当令尹,但令尹却自然落到了他身上。难道令尹子文就独独憎恶富贵?他知道令尹不可以强求,从而安然自得。因此,高兴和愤怒郝不会装进他的心中,但他人却为令尹急得嗷嗷叫。呵,他难道还不能看出自己伟大而他人渺小吗?被人无情地抛弃而不知道被抛弃的悲伤,隆重地被人起用而不知被起用的快乐;任凭他人怎样抛弃我、怎样起用我,而我之所以为我,这一点却始终如一。
从前,明公最初通过自己奋斗,从南海之滨崛起
庆历中,余靖曾在谏院供职,庆历新政失败后多年被贬,后因平定广西侬智高叛乱有功,才再度升迁,仕途坎坷。余靖于嘉祐六年(1061年)五月青州任满,改知广州,进京述职,苏洵在嘉祐五年(1060年)二月前不在京师。从信末“今明公来朝,而洵适在此”等语,可推知此书作于嘉祐五年二月至次年六月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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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余青州书》是一首散文。这篇文章开头以古代贤士令尹子文三去相位而不怒,衬托余靖功名得失不系于心;中间部分刻画世俗之人骄于富贵,屈于贫贱之态,恰与余靖轻富贵、安贫贱形成对比;之后又以公卿大夫与君子贤人相比较,破其世俗之见。文中善于运用衬托对比手法,突出余靖的高尚品格,行文气势宏放、一意贯底,有纵恣奇崛之气。
文章一开始就以楚人令尹子文的品行提出自己的观点:富贵不可以求得,应该安其所得。“脱然为弃于人而不知弃之为悲,纷然为取于人而不知取之为乐。人自为弃我取我,而吾之所以为吾如一。”
接着,作者对余靖的宦途功德作了概括的介绍,为后面的议论作铺垫。作者在叙述了余靖的功业之后,进一步对世俗中的“达者”和“穷者”对富贵、贫贱的态度进行论述,指出这两种人不能轻富贵而安贫贱,是“不知富贵贫贱之正味”。天下之人都奔走于富贵之间,无论是富贵的最高者天子之相,还是三公卿大夫,以及士,”绝群离类,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几近”,他们的“名”都是人们出于私意而自相号呼的。在论述了上述观点之后,作者又转入